世纪之交,科技竞争激烈,大家都在谈创新。
笔者认为,即使一个民族创新精神很强,大多数成员在大多数时间是并无良好的创新机会的,但多数人在多数时间都有精益求精做贡献、出成果的机会。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科技工作者受到极左路线的打击,对于相当一部分年纪大的人来说,需要大爆发力的那种创新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因此,我们应更强调精益求精、守职敬业的精神。创新精神是要积累的,个人如此,整个国家更是如此。
创新的过程不可能没有失败。古语就说: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。可惜我们的科学史中介绍失败、分析失败的内容太少。毛泽东讲过“为有牺牲多壮志”。不讲失败是培养不出勇者的。抱着过关、保着过关、揠苗助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创新不但要智勇双全,更要有创新之德。科技工作者不能都跟风,否则,围着别人的“热点”、“重点”起哄的人会太多了。过去在所谓前沿热点上一哄而起的事那么多,但像样的学派几乎出不来,就是教训。当然,这和科技行政方面对项目的制定和分配管到“无微不至”,以及知识分子人数太多、经费很少,中小企业几乎不投资有关。盲目跟从外国也决不会有多少创新。
我们是发展中国家,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我们的基础和条件与发达国家不同,应知己知彼,善于选择自己的阶段性目标,形成自己的方法和特色,不能样样跟人家跑。同时应从自己做起,不能什么都要求国家或政府去做。我们要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,承担自己对国家的责任。印度提出“21世纪信息产业超级大国计划”,值得我们科技工作者分析学习。我们这么多科技工作者,这么多大院大所,这么多大计划大企业,到底怎么做才能既各显神通,又凝聚成国家目标,应当多加研究。
我们的国家计划一定要有中国特色,一定要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选择我们中国人的切入点。欧洲许多小国都能长期在世界科技中占有一席之地,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们的有些国家计划政出多门,一搞平衡就面面俱到,毫无特色,导致经费分散,反而无法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的优越性。汽车、计算机都是例子。
另外,有人喜欢从理想化原则出发,把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混为一谈,把原本就可怜的研究开发经费直接铺向要百倍以上经费的产业化。表面上很激进,实际上可能使国家的科研事业受到损害。而另一方面,会使企业继续不重视研究开发,整天等着国家给钱去引进国外淘汰的设备,而不消化,不改造,不求上进。
总之,创新必须以精益求精为前提,即使有所创新之后,也须以精益求精的精神才能使成果转化,中国特色的产业也应在精益求精中形成,韩国、日本、印度等均是例子。
陈难先,1937年10月30日生,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,1984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电气工程与科学博士,现为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、应用物理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,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陈难先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凝聚态物理中的玻色、费米和晶格三大体系逆问题的命题和方法,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结果,在国际上受到广泛重视,获199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,并在凝聚态物理、天体物理、材料设计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。